全国政协委员及医卫界人士热议：建设健康中国，健康教育如何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首席专家邵一鸣：

“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这段表述，是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我国建国初期成效显著的卫生工作方针的继承、发扬、创新和提高。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坚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40多年后，我国通过实施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针实现了人均期望寿命翻一番，而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用了99年，花费比我国高出很多倍。中国卫生事业的巨大进步，给世界卫生组织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大胆的概念，并将之作为全球卫生战略目标加以实施，推动了全球卫生工作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全球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没有在2000年得以实现。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就卫生健康工作而言，我认为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健康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卫生费用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我国GDP上涨的幅度；二是我国疾病负担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我国卫生费用的增长速度；三是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我国卫生服务能力的增长速度。这三个方面的不适应，造成了我国传染病高发而慢性病则呈现井喷的状态，居民和社会均较重的疾病经济负担仍在继续增加。

以我所从事的艾滋病防控为例，我国艾滋病年防控经费从最初的数百万元提高到2017年的40多亿元，已得到非常重视和大力加强。但我国年发现并报告的艾滋病和病毒感染病例数却逐年增长，由2006年的4万多例增加到2016年的12万多例。尽管经血传播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已转为经性传播（〉95%）,其流行地区已从边境和农村为主发展到全国各地和城乡并举；发病群体也从青壮年扩展到下至十几岁的学生上至七八十岁老人的全人群，并在大学生和老年男性群体中增长迅速。我国近年来出现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疫情居高不下或缓下，以及慢性病井喷式增长的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贯彻“预防为主、群防群控”的卫生方针，没有依靠群众并发动群众参与预防疾病。

艾滋病的流行与不安全性行为密切相连，将其作为医学问题，主要靠卫生部门去控制如同杯水车薪，最多是事倍功半。肥胖、超重、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不下大力气在百姓中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并促使他们身体力行，预防为主只会是一句空谈的口号，其结果必然是治疗为主愈演愈烈。我国近年来卫生费用上涨幅度远超GDP的上涨幅度就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

要扭转我国卫生服务能力的增长尚无法满足人民对健康需求的增长这一状况，必须要使我国卫生事业真正成为全民参与，全社会共建和全民族共享的伟大事业。我体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方针，既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卫生领域的体现，也是对我国早期成功的卫生工作经验的发扬光大，更为解决当前卫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抓手和工作平台。遵照执行这些方针，就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加快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大业的实现。

为此，建议：

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掀起新时代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以此为平台，依靠群众推动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动员群众为自身健康做主，自觉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组织群众积极参与重大疾病控制工作，全面降低重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保障人民的健康安全。

恢复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建国初期作为国务院下设委员会的所有职能，以保障其领导全国各项工作的落实。

为坚决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国策，国家财政部应设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专项资金，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支持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工作的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与健康服务供给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肿瘤防治工作同样如此。以恶性肿瘤的五年生存率为例说明，在美国恶性肿瘤五年生存率是69%，在我国是30.9%，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原因如下：

一是因为中美两国的疾病谱不同。在我国，位居居民死亡因素前几位的恶性肿瘤分别是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及结直肠癌，美国则是乳腺癌、前列腺癌，相对而言，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常在疾病早期就能够被发现并确诊，因而治疗效果也较好。二是我国在恶性肿瘤特别是位居居民死亡因素前几位的肿瘤防治方面，早诊率比较低。患者到医院治疗时超过85%已经处于肿瘤发病中晚期了，众所周知这一阶段的肿瘤治疗效果不甚理想。三是因为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比如，单独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肿瘤防治效果和美国比，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但因为我国农村和城市之间，东部和西部等地域之间经济和卫生资源严重发展不平衡，也导致医疗成果和医疗效果的差别较大。

肿瘤听起来很可怕，但老百姓患上哪种疾病并不是医务工作者能决定的，不过医生们可以通过做好肿瘤的规范化诊疗，解决我国因为医疗资源不均衡造成的治疗效果差异问题。比如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肿瘤的防治，其实也没有特别困难，坚持做好“三个一”（“一支烟”、“一个疫苗”、“一根镜子”）工程，就能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比如针对肺癌，就是实施“一支烟”工程，烟是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高血压等，把烟控好就能对肺癌的防控起到明显作用，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开展公共场合全面禁烟工作，相信成果也会逐步凸显。对于肝癌，则是实施“一个疫苗”工程，即做好全民的免费乙肝疫苗接种工作，来降低我国的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发病率，现在我国肝癌已呈下降趋势就和疫苗接种直接相关。对于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这几种肿瘤，通过一根镜子（内镜）就可以把三种肿瘤的早诊早治做好，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实际上，近些年我国针对慢性病防治及肿瘤防治工作出台了很多具体的规划，如2015年开始的“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但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工作仍然是以疾病的治疗为主，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健康需求，就肿瘤工作的防治而言，需要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开展中长期的防治规划。

那么要如何评价肿瘤防治的中长期规划呢？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提高主要恶性肿瘤的早诊早治率，二是提高总体癌症的五年生存率。我从事了多年的肿瘤早诊早治工作，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与体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公众的健康意识并规范公众的健康行为。很多专家都讲过，1/3肿瘤是可以通过远离危险因素、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来预防的；1/3的肿瘤是可以通过筛查和早诊治治愈的；其余一部分肿瘤因为已经发展到中晚期治疗效果很差，但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健康教育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及时筛查和检查，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或者提高其就诊时的期别。这些都需要通过健康教育来促进；二是要充分发挥并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健康“守门员”的作用。如果基层医务人员能力不具备，可能就导致一部分肿瘤病人的漏诊，从而错失了早诊的机会；三是肿瘤的早诊早治一定要融入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要有新农合、居民医保及商业保险等来做保障，医保政策也要起到健康指挥棒的作用。现在新农合和居民医保是病人有病去看病了才能去报销，这仍然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实际上，利用医保的杠杆去指导居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哪些必要检查，对于国家肿瘤防治及早诊早治格外重要。

就目前而言，要消灭肿瘤比较难，但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肿瘤的早筛查、早诊治、早治愈并不困难。我们可以把肿瘤的发生理解为衰老的一个事件，是人类新陈代谢人类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应做到不畏惧肿瘤，坦然面对肿瘤。要实现这种结果，需要通过很多的健康教育工作来促进，从而最终让公众都树立起科学健康的防癌抗癌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范利：

在我国中小学校园里，“小胖墩”“小眼镜”比比皆是，且每年仍在增加。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给儿童生活带来了不便，也为他们成年后埋下了健康隐患。有统计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肥胖儿童成年后依然肥胖，而肥胖是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重要诱因。

在我国的中老年人群中，慢性病发病呈现井喷状态，这与他们儿童时期没有接受规范的健康教育，没有掌握基本的健康知识，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的小外孙只有五六岁，但在我给他某些食物的时候他会果断地拒绝，并告诉我按照他的年龄和身高发育指标，他已经属于超重儿童，并且幼儿园的老师也教导他们从小就要拒绝做“小胖墩”；我晚上因为看电视疲劳躺在沙发上睡着时，小外孙以为我生病了便开始大声呼救并嚷嚷要叫120，我很惊讶于他这么年幼就具有这样的健康意识，他则告诉我发达国家这样的健康教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相比之下，国内幼儿园开展的健康教育尚不到位。

众所周知，健康教育是提升公民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要遏制目前我国慢性病发病的井喷状态，需要从源头上也就是从娃娃开始抓全民的健康素质教育。这就如同水龙头没有关紧而导致漏水一样，如果不拧紧水龙头，不从源头上解决漏水问题而只是单纯地进行擦地，地板则永也擦不干净。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抓健康教育，但成效并不突出，主要是因为这些健康教育的对象常常是中老年人。这些人的不健康生活习惯已经养成，要改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常常需要花费较大的毅力，但处于成长期的儿童不同，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形成时期，此时进行科学的健康教育，将可使其终生受益。

另外，实施健康教育，还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以保障教育的内容和效果。比如健康老龄化问题，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突破2.4亿，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很沉重。但实际上，健康老龄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需要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支撑，哪些因素比如环境因素、健康管理因素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人的健康，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对居民健康指导，这是教育内容科学性的保障。就健康教育的效果而言，其还应该被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如辖区内居民的健康寿命是否延长，慢性病发病率是否降低，食品监督是否到位等，都应该是政绩考核的内容。只有在政府层面建立起一套真正可落地的硬指标，并建立起完善的监督和管理指标，才能使健康教育真正到位，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

“健康中国”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建设健康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一是健康优先发展；二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三是全面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四是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目前，这四大任务的推进，还面临着较大挑战，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健康服务还处于“半方位”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充分发挥中医药服务生命全方位全周期过程的诊疗优势，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疾病防治、健康养老、疾病康复等方面的作用，对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要发挥这个钥匙的作用，首先需要弘扬中医药治未病的养生保健理念，包括从受孕到生、长、壮、老生命全周期的调理治疗和个性化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做到让人民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做到让重大疾病患者如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与肿瘤术后患者等提高生活质量，从而维护病患健康；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要树立每个人都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主动掌握养生保健治未病的知识与方法技术，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而不得病。近十年来国家在全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养生保健中心、治未病中心等，目的在于向人们传播中医健康知识和养生保健方法，实现维护健康，不被传染病传染、罹患慢性疾病或重大疾病时能够早日康复。

目前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普遍较低，而中医药健康素养更低。有统计显示，我国居民对中医药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知晓率还不足10%，限制了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方面作用的发挥。以今冬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为例，因为季节更替，近期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明显增多，患者常表现为发烧咳嗽难以治愈，采用西医治疗方法，点滴吃药要在一周到10天以上，甚至需要住院治疗，花费几千甚至上万元，如采用中医药治疗大多3-5天即可治愈，花费又很少。这种治疗价格、时间与疗效优势，反映的是中医药从整体上治疗病人的优势。由于有的患者缺乏中医药相关知识，不懂运用中医药方法治疗疾病，在疾病发生前也不知道利用中医药调理可预防疾病，从而走了很多弯路。

因此，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健康教育提升公民健康素养的同时，应重视中医药知识传播，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民众向往健康美好需求之间的矛盾，以适应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的总要求，使中医药在提高人民防病治病能力、保障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方来英：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应，要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同样需要充分理解和认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医疗服务的贡献方面，比如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其次，是健康知识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也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这与总书记去年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的“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是相呼应的。那么什么叫做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呢？其实就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和人民健康有关，都要让人民满意。要践行这一策略，不只是要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更要加强健康知识的普及。这是因为：

首先，健康知识的普及可助力重大疾病防控。以北京为例，位居北京市民死因前三位的因素分别为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到了70%以上的比重。要解决这些健康问题，单纯依靠医疗显然是不够的，其更需要居民提高健康素养，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践行戒烟限酒、吃动平衡、定期体检等生活方式，不仅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肿瘤以及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让肿瘤能够被早发现早治疗，提高治疗和预后的效果。

其次，我国居民对健康知识的需求以及健康知识的供给之间，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众所周知，目前有很多健康类的节目热度很高，在百姓之中比较受欢迎。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健康节目所传播知识的科学性、权威性以及可接受程度，都还存在问题。有些健康知识是缺乏科学论证的，有些健康知识是模棱两可的，反而造成了百姓的疑惑。我们一定要重视科学的权威的健康知识传播。

第三，要解决我国目前居民健康知识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既需要保证这些知识是科学的，也需要建立起权威的健康传播体系。近些年，百姓的健康需求明显增强，健康资讯也在各种媒体上日益泛滥，但健康谣言也屡禁不止，如何保证这些知识的科学性？我认为从国家层面着手推进健康教育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研究健康知识传播的规律，并构建权威的健康传播体系，并且这个传播体系不只是针对校园，而是面向全社会。这样才能保证健康知识传播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从而让百姓学会选择健康知识的接受渠道，摒弃不靠谱的健康知识信源。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海丽：

就我国居民目前的健康状况及健康素养水平而言，距离国家实现健康中国战略还有很远的距离。要缩短这样的距离，开展大众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家格外重视健康科普教育工作，各媒体平台上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也是五彩缤纷，比如电视节目《健康大讲堂》、《我是大医生》等，以及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漫画等。但面对纷杂的健康知识，老百姓依然面临着选择的困惑，比如同样一种疾病，中西医的治疗方案不同，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案会对患者更加有利，患者自己不得而知。因此，我们呼吁，从国家层面去规范健康教育。

这首先需要由专业人士来从事健康教育。因为健康教育是相对比较专业的领域，由专业的医生、健康专家去做，可以让公众获得更加权威、科学、准确的健康知识，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以老年性白内障的治疗为例，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患者在几乎失明或者已经失明时才来进行手术，问起原因，说是过去有医生告诉他们“等看不见时再做手术”。但实际上，伴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判断老年性白内障手术的指征及手术技术均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要白内障影响了患者生活比如看电影看不清楚等，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并且，目前的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预后效果也非常好。但遗憾的是，因为病人没有得到这样的科普知识，常常延误了治疗。

我们呼吁由专业医生或健康专家来从事健康科普教育，但这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我国临床医生往往都要承担门诊、科研和教学任务，要么没有时间要么没有动力来从事健康科普工作。虽然防病重于治病，但目前因为缺乏健康知识，百姓在防病方面的能力还比较欠缺，如何才能解放医生，让医生有时间有热情去从事健康教育呢？将科普工作纳入医生的晋升评比指标或许是不错的探索，近期山西省已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这样的尝试。

其实，科普和科研同样重要，从社会意义而言科普甚至可能比科研更重要，将科普工作纳入职称晋升考评体系，对于不善于做科研的临床医生而言，同样可以尽力发挥能动性。人的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不仅需要治疗疾病还需要预防疾病，公众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健康知识储备之后，才能拥有预防疾病的能力。比如儿童近视，实际上是可防可控的，但现实中儿童近视在我国的防控状况并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健康教育不到位。因此，我们也期待国家层面能够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鼓励专业医生和健康专家来做健康科普教育。

罗氏诊断企业事务及市场准入部战略合作副总监徐健：

健康教育是一项科学性、体系性的工程，其中不能少了社会参与。实际上，对于健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呼吁，我们都感同身受。从卫生经济学的范畴来讲，在健康教育方面每投入一元钱，就可以减少在疾病治疗方面100元的经费支出，所以健康教育至关重要。

目前，因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老年人群患病率的上升，已成为社会问题。面对问题，仅仅依靠提升医疗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是不够的，还要提升居民自身维护健康的能力和水平，让居民做到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从而尽量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

其实，提升公民的健康素养，不只是对于维护公民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还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比如，目前频发的医患纠纷事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医患之间所掌握的健康知识不对等，因患者缺乏健康知识而对医生的诊疗方案缺乏了解甚至不接受，进而升级为矛盾。而在公民的健康素养提升之后，将会对医生的诊疗方案有更多认识，也对医生有了更多理解，这将直接促进医患关系的缓和。另外，目前在市场上泛滥的一些保健品，让某些中老年人花光了积蓄，提高健康素养，会让人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也倡导以企业带动行业，以机构带动社区，以员工带动家庭，以科研带动科普，助力中国早日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

来源：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文末有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