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谁没准备好»
虽然提前把“教材”研究了好几遍，但当走进教室时，心理健康老师张林晓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她要讲解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从哪里来”。台下坐着的，除了一群身穿校服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还有从当地各个学校赶来听课的老师和校长。
这是济南市历下区准备在全区推行的性教育课中的一节。张林晓担心，在讲解精子和卵子结合时，孩子们万一提出“精子是怎么进去的”这样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并没变成现实。
利用一本叫做《小威向前冲》的绘本作教材，张林晓告诉孩子们，那颗叫做“小威”的精子在一次“游泳比赛”中战胜了3亿个同伴，率先到达终点。这时，身边一个小男孩儿悄悄问这个老师：“老师，我知道小威的同伴不是3亿个，而是50亿个！”
“提到性教育，我们总觉得孩子们接受不了，但实际上，接受不了的往往倒是我们大人。”作为帮助济南市历下区设计性教育课程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
老师的担忧»
就在张林晓的性教育课开讲前，当方刚把这个话题在一次培训中带给当地的200多名班主任时，“大人的问题”在培训现场被清楚地展现出来。
在从10月25日开始的持续两天半的培训中，这位性社会学博士毫不避讳地向班主任们解释，为何在向学生展示异性的身体图片时，不要笼统地使用“生殖器官”，而要准确地使用“阴道”、“阴茎”等“性器官的名称”。当提到要及时向学生讲解月经和遗精的相关知识时，这位大学教授还有板有眼地学了一段涉及这个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个企图活跃气氛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响应，台下的老师大多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
“我们学校学生都特别单纯，可能不需要这些。别本来没早熟，听了以后反而早熟了。”一个小学班主任在开讲前小声表达自己的忧虑。
一个班主任甚至直接提出自己的担忧：“要是给学生看了异性的身体图片，他不满足，再去弄其他的图片咋办？”
“关于性的东西，难道你不讲，他就不会从其他地方接触到了吗？”面对老师的担忧，方刚反问道。
从今年年初，他带领一个包括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几名中学生在内的团队，编写了一套有108个教案的《中学性教育教案库》。济南市历下区就是这套教案库选取的首个试点。
这是中国目前众多性教育的尝试之一。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大约5年前就和北京市教委合作，进行“中小学性教育大纲”的课题研究，目前全市共有50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而在深圳，2003年，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就曾组织编写了一部性教育教材。
在教案库中，方刚不仅为学生们准备了“认识身体”、“爱情观”这样的话题，还有更直接的“性，我们准备好了吗？”“是否做爱，需要沟通”，等等。甚至，他还主张通过课堂讨论，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色情品、少女援交以及艳照现象。
“我可不是让孩子们去***，而是让他们在了解各方面知识以后更好地做出选择。”方刚说，“当把各种争论都了然于胸的时候，学生还会把色情品太当一回事儿吗？”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面对老师们的担心，方刚几次提到。
他提到，早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就显示，我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22.4%曾有性行为，但其中超过半数在首次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
性教育越早开始越好»
其实，对于坐在台下的老师而言，“不会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担心。
另一个打扮时髦的小学女老师告诉记者，虽然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频现报端，但在她所在的学校，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并没有被单独强调，而是“和安全教育一起讲的”。在深圳，陶林也发现，当三年级的小学生被问及“文具店的男老板把两个小女孩带到无人的树林中会发生什么”时，大多数给出的答案是“吵架”、“打架”、“绑架”、“杀害以后把器官卖掉”……很少有人意识到可能会被猥亵。
作为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总课题的负责人，张玫玫理解老师们的顾虑。在大纲设计之初，她曾设想把关于异性身体的展示和讲解安排在小学五六年级，但发现上课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低着头不敢看。于是，这门课程的开设时间被不断提前，最终发现，当面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时，这样的问题不复存在。
“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受到成人社会的影响，不会出现‘谈性色变’的情况。”张玫玫解释，“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10月28日，当张林晓还在准备她的性教育课程时，另一节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性教育课程正在进行。
这节被取名为“莫名我就喜欢你”的课程，主要帮助学生处理青春期的两性关系问题。看起来，当老师要求男生女生站在台前互相拉手捏肩时，孩子们会因为羞涩而对异性同学故意加大力气，而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课程名称时，后排一个个子不高的男生还悄悄问同桌：“莫名是谁？”
但是，当老师让学生们偷偷把橡皮丢进一个写着“Yes”和“No”的信封，来表示自己是否有暗恋对象时，在这个有着45名学生的班级里，写着“Yes”的信封中收集了27块橡皮。
“我们总觉得孩子接受不了，其实不是孩子有问题，是我们自己心理有问题。”当地一直进行性教育推动工作的历下区心理教研员马莉告诉记者。
性教育做好太难»
实际上，这恰如性教育的现状——虽有不少推动者在努力，但并不总能得到热情的响应。
从北京出发之前，方刚得到的消息是，两天半的时间里，将有超过1000名老师参加培训，那将是历下区所有中小学的班主任。但是刚下火车，他就被告知，1000人的培训被改成了200人——全部班主任的培训改成了部分班主任参加的轮训。
但这样的改动并未让方刚太过介意。因为这次在济南获得区教育局支持的性教育推广，对方刚来说已是“最高级别”。在此之前，他在一座城市里同样预计耗时两天左右针对老师的培训，在拖了近两年后，最终变成一场专题报告会。（下转1、8版中缝）（上接第8版中缝《性教育，谁没准备好》）
张玫玫也告诉记者，虽然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北京市的性教育大纲设计目前得到市教委的支持，而且加入课题的学校实际运行情况也“相当不错”，但对于这项课题结束后是否能得到教育局下发的一纸公文，在全市范围推广，她还没有把握。
就在2011年，当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本叫做《成长的脚步》的书推出时，因为里边详细讲解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并提到性交的过程，而被认为是“淫秽黄色作品”。为此，北京市教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这本计划当年9月份在北京定福庄二小试用的书，“并非北京市的试点教材”，“仅仅是一项性教育研究课题的中期成果”，而且，“北京市目前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试点、推广计划”。
“那只是男女搂抱在一起，关键部位还盖着被子呢，如果这种图片都不能放，那怎么跟孩子讲解什么叫性行为，什么叫强奸，性教育还怎么做？”提起这个事情，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有点激动。
而他负责编写的那本性教育教材，也曾因为页末附有患性病的生殖器图片，而遭到家长投诉。这本被定位为“读本”的书，初版印的两万册，用了4年时间依然没有卖完。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一位在北京坚持了3年性教育的小学校长告诉记者。
“教育部不能直接管中小学，中小学归各省区市教育厅管，在这个行政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或者老师愿意冒这个险，何必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都是凭着老师的积极性，校长的责任感，体制上没有保障。”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陈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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