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健康素养应纳入政府核心考核指标

王陇德。受访者供图

一个人一天应该吃多少克盐、多少油？每天应该做多长时间的锻炼？很多人并不知道。调查显示，我国1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具备整体健康素养，而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人群已分别达3亿和1亿。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正在上海举办。作为大会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在发言中，呼吁各国和地区将健康素养作为衡量卫生和健康工作，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

王陇德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建议，把健康教育纳入国民基础教育，并呼吁制定《国民健康法》。

南都：你在大会发言中呼吁各国和地区将健康素养作为衡量卫生和健康工作，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为什么把健康素养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王陇德：同样的社会环境，有些人健康保持得好，有些人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其中很大区别就是健康素养。如果把健康素养作为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工作就有动力了，全社会都会认识到其重要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总结，生活方式与行为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占60%，其他几个分别是：环境因素占17%，遗传因素占15%，医疗条件的改善只占8%，所以健康素养是保障健康最基本的要素。今年举行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提高人的健康素养，做好健康促进工作是保证健康最经济、最有效、最根本的手段。

南都：健康素养有没有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是世界通行的，还是具有中国特色？当前我国的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王陇德：各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习惯、条件都不同，没有世界统一的指标和评价标准。我们自己有评价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掌握健康相关的知识、有没有相应的技能、行为有没有改善三个方面。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光知道不做不行。国家卫计委健康教育中心根据这个评价标准，已经做了三次全国抽样调查，发现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很低，考核结果是具备整体健康素养的10个人里只有1个人。现在我国慢病发病率快速上升，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南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20%，这需要通过哪些举措来实现？

王陇德：现在具备健康素养的人群基数太小了，十多亿人的健康水平提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孩子、成人、老人都要教，工作量非常大，目标设定太高也达不到。现在不要说一般老百姓，甚至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大部分还不掌握一些基本的健康知识，比如说一个人一天应该吃多少克盐，吃多少油，应该怎样去把握膳食结构，每天应该做多长时间的锻炼，什么样的锻炼是符合要求的，绝大部分人还不清楚，这是眼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提高健康素养，现在条件具备，内容清楚，考核也有一定指标，就要尽快往前推。

南都：这涉及到健康教育问题。你曾提出，我国对健康教育重视不够，缺乏专项经费、专业机构和人员，在你看来，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健康教育格局？

王陇德：这次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发布的宣言说得很清楚，健康教育要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什么是整个教育体系？我理解，不单单是学校教育。健康教育必须从娃娃教起，学校教育是基础的，不同年龄段孩子要掌握哪些相关的健康知识，教育部门应该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纳入到基础教育里，而且要考核。

还有媒体、广播电影电视，都是很好的健康宣传教育阵地。这次大会提出的健康方针，明确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所有部门都应该思考一下能为健康做点什么。现在媒体宣传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是把公益宣传教育交给市场，谁给钱给谁播。一些地方电台电视台的健康养生节目，很多都是误导，这个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德国法律明确规定，公众媒体上的健康教育，只有也只允许政府支持。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专门就健康教育作了强调，他说，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不是随便哪个机构、哪个人都可以在电台电视台讲健康，搞咨询的，要求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规范行为，不能给虚假的健康教育提供宣传渠道和平台。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落实、监督、管理、考核，如果有虚假的，要严肃处罚。

南都：那健康养生类节目应该怎么做？

王陇德：德国是要审查内容的，有没有误导、错误。我们这方面一定要严加管理，宣传部门要和卫生部门沟通，讲的人是不是具备资历，讲的内容是不是科学，另外，像中央电视台一年30亿元公益宣传费，从挣的商业广告费里出，这会有积极性吗？这种机制就不行。所以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机制很重要。

南都：据了解，全国人大正在考虑制定《国民健康法》或《国民健康促进法》，目前进展怎么样？

王陇德：从原卫生部到现在的卫计委，起草了《基本医疗卫生法》，但20多年出不了台，去年下半年草案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我认为，现在仅仅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是不够的，要制定健康法，因为影响健康的很多因素，大部分是其他部门所管的，比如刚才讲到的教育部门、宣传部门，还有体育部门，怎样推进全民健身等，仅给医疗卫生系统定个法解决不了问题，要明确其他部门的责任，在法律上保证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方针。但这些《基本医疗卫生法》写不进去，写不进去，中国的慢病问题就解决不了，心脑血管病、肿瘤还在快速上升，建设健康中国就是空谈。但《基本医疗卫生法》已经写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而且作为人大这一届的工作目标，到明年下半年要有一读，能不能调整过来，我们正在努力给各方面反映。

南都：中国疾病防控形势严峻，慢性病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85%，疾病负担占70%，而且还在快速增长，按世界银行预测，今后20年内我国慢性病的发病人数会增长2-3倍。你曾指出，这如果属实，中国的家庭承受不了，国家也承受不了，为什么这么说？为此我们需要做哪些应对准备？

王陇德：慢病一方面经济负担很重，像脑血管病，中国每年住院治疗费用700个亿。慢病治疗的直接支付费用近10年来都是以20%到30%的速度增长，我们G D P才涨多少？所以很多社会经济增长的红利都被慢病“吃了”。另一方面家庭负担重，全国已经有1100万中风病人，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可能会有3100万。中风病人偏瘫残疾、失明失语，得几个人照顾？现在慢病问题已经很严重，比如高血压有3个亿，糖尿病有1个亿，如果预防控制不好，再增长2- 3倍，家庭社会能承受吗？

我去年到云南一个市去义诊，有个51岁男性住院病人，平常血压高，也控制不好，平时家人不让他喝酒，那天家人不在，他自己在家喝引发脑出血，我给他看病时，他已昏迷两个星期，很难恢复了。女儿在旁边伺候。让子女照顾，负担多重啊，中国以前有五六个孩子的时候，都还讲“久病床前无孝子”，现在很多是独生子女，这个问题对家庭是一个天大的灾难。

而且现在慢病年轻化趋势很明显，既影响劳动力，又给社会造成很大负担。我们连续碰到三四十岁的人中风残疾，有个31岁的年轻人，中风后我们救了三个多月没救过来，他走了，扔下一个10个月大的孩子。10个月就没了亲生父亲，这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人的健康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对家庭、子女、老人、社会都有责任。

心脑血管疾病，往往要经过一定年限的体内病理变化，一开始体现不出明显症状，在悄悄进行，一定时段后，从量变到质变，突然发作了。所以需要给社会以教育，让大家提前知晓，慢病离我们并不远，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南都：有什么途径可以遏制或者扭转慢病2-3倍的增长趋势？

王陇德：主要通过政府改善管理，通过政策鼓励，提供好的条件，改变一些影响健康的因素。比如会上提出，利用税收来限制对健康有害的产品生产。同时也要给大家讲清楚哪些是危险因素，要怎样去控制。这些慢病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美国近100年中风发病率持续下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好了高血压，合格控制率达到50%，我们不到10%，高血压的知晓率、用药治疗率、控制率都非常低，所以中风的死亡率是美国的四五倍。

危险因素控制还要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比如国家出经费，给40岁以上人群做中风危险因素筛查，有些地方组织不好，老百姓不来，觉得要花时间，所以需要全社会都尽到责任，社会、政府、个人都有责任。

采写：南都记者 商西 吴斌

实习生 常蕾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