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院士:普遍性癌症筛查不应提倡!“早发现早治疗”未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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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普遍性癌症筛查不应提倡!“早发现早治疗”未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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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应重视筛查的负面效应,减少治疗中的轻率举措

“我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提高,治愈率提高,死亡率下降,这一结果能简单地归功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吗?不一定。”在11月5日于辽宁省大连市召开的医学与人文高峰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提醒医学界,癌症患者生存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治疗技术的进步是重要原因,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能并没有直接关系,不应提倡普遍性癌症筛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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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韩启德列举了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甲状腺癌、肾癌、黑色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乳腺癌等癌症的检出率与死亡率等关系的调研数据。这些研究均显示,癌症的检出率尽管有所提高,但患者的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

如全球1995年~2009年癌症生存数据显示,美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为68%,中国仅为31%。这是因为美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吗?仔细分析数据发现,美国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中国,这两种癌的5年生存率比较高;我国肝癌、胃癌、食道癌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美国,导致我国与美国差距较大。如果剔除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美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降到33%,两国就没有这么大差别了。

在对癌症的发病率和治愈率大幅提高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不能排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我们发现了更多没有症状和体征的、原有条件下不能发现的、进展很慢(甚至不会增长或可能自动消失)和不会转移的所谓“早期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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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认为
第一
“早发现、早治疗”未必有效,普遍性癌症筛查不应提倡,要重视筛检的负面效应。
第二
应该着力研究进展缓慢的惰性肿瘤,争取找到好的简便诊断指标。
第三
不能把切除肿瘤组织和杀死癌症细胞作为主要治疗目标,而要针对癌症的病因来治疗。
第四
医学诊治指南来自客观数据,但具体到患者个体,还需要综合多方面情况;对于早期发现的“癌肿”不能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轻率举措。
第五

衰老是癌症最重要的病因,衰老不可避免,因此癌症不可能消灭。

本次论坛由大连医科大学、医学与哲学杂志社共同主办,全国近3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病防控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哲学、伦理的问题。要控制慢性病的蔓延和发展,需要就现行的技术策略和技术政策进行全面反思。

评 论

医学需要更多宏观层面的思考

随着医疗新技术的大量涌现,通过基因检测、CT、彩超等实现包括癌症在内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已经让不少患者获得较好的预后。早诊早治成为慢性病防治的重要抓手,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然而,站在社会化的角度,医生因害怕漏诊误诊要承担巨大责任,为减少风险而过度筛查或诊断的情况确实存在;患者及其家庭因筛查带来的花费、风险、担忧和伤害,有时甚至可能抵消掉筛查的正向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韩启德院士颇具冲击性的观点,确实值得人们三思。

医学是一门不完善的学科,也是不断发展的学科。一方面,医疗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全盘否定或全面推广,其效应都难以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眼见现代医学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患者及家属对医学寄望太高,甚至一部分医生也“随行就市”,迁就和纵容这种趋势。普遍性癌症筛查便是在人人谈癌色变的时代,迎合了这种倾向。

事实上,大面积的人群筛查如同不分情况的“广撒网”,能捉住几条鱼很难说,其中的耗费与效益比却大得出奇。而更有针对性的癌症筛查,能帮助高危人群实现早诊早治,还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负担。应该说,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做有针对性的人群筛查已经不难。大数据应用在医疗健康领域已渐成气候,我国庞大的患者数量更成为不可忽视的优势。某项筛查的实际效果如何,更适用于哪些人群,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受益比……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客观的、有价值的数据支撑下,寻找到较有说服力的答案。

医疗关系千千万万患者的身家性命,牵扯国家宏观政策走向,不能仅在技术引领下一路高歌猛进,还需时时进行人文社会观照。对微观技术进行宏观把握,涉及产业发展、社会伦理、经济效益、公众素养以及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特别是在医学科技迅速发展的浪潮冲击下和市场压力下,尤其需要客观理性,摆正现代医学的位置,站在更高处审视医学的局限和目的,真正实现医学从生物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转变。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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