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的“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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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的“常青树”

来源:作者:时间:2017-09-18

在中国健康教育界,有一人人皆知的说法:南有楊秉辉,北有洪昭光。这是人们对健康教育大师们的尊称和崇敬。当下,人们吃饱喝足之后,更多关注的是:你吃对了的吗?喝对了吗?特别是当健康传播知识泥沙俱下之时,究竟听谁的?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带你走进当代健康教育大师的心灵世界,聆听他们的心声。今天的出镜人物是“

本协会特约撰稿人  《健康报》上海首席记者 胡德荣

编者按   在中国健康教育界,有一人人皆知的说法:南有楊秉辉,北有洪昭光。这是人们对健康教育大师们的尊称和崇敬。当下,人们吃饱喝足之后,更多关注的是:你吃对了的吗?喝对了吗?特别是当健康传播知识泥沙俱下之时,究竟听谁的?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带你走进当代健康教育大师的心灵世界,聆听他们的心声。今天的出镜人物是“感动华夏健康教育人”之楊秉辉教授。

杨秉辉,男,1938年8月15日生,江苏省镇江市人,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学家、画家。临床医疗专业、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1993年10月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院长20年。内科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上海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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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医50多年、进行肝癌症研究40多年、授教全科医生20多年,开创中国广播节目以专业人员为业余主持人之先河,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和文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曾两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部和中宣部授予的“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他就是受广大民众拥戴的健康教育学家、医学家杨秉辉教授。

杨秉辉健康教育的一棵“常青树”

原来健康也是讲逻辑的在今年720日的上海书展上,一本被誉为来自资深医学大咖杨秉辉教授的健康修炼指南——《健康逻辑卖火了。

这本能让读者愉快阅读的医学科普书,对于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健康知识杨秉辉教授用浅明易懂的语言给出了它们背后的生理学原理;又将流于表面的口口相传、真假难辨的说法,变成了具体的、有指导性的知识,并对不少误传的说法予以了澄清。

那位病人指着我说:我就要这个老医生看

1952年的时候,杨秉辉读初中二年级,一次去上海市福州路与河南路交叉路口的张去病医师诊所拍了X光片后,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这种俗称为痨病的肺结核在当时是死亡率很高的病,家人非常害怕,小时候看鲁迅先生写的《》,里面的小孩就是因为得了肺结核,吃了愚昧的父亲给他蘸着人血的馒头……杨秉辉恐惧了。

杨秉辉虽然认识摄片报告上的“浸润性病变”“干酪样病灶”等字样,但是却不懂是什么意思。而且还觉得很奇怪:“灶”是烧饭用的,肺里怎么会有“病灶”?等到拿了片子去看肺痨科专家刁友道博士时,杨秉辉便问:“请问什么叫作干酪样病灶?”

估计刁博士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毛孩会来问他这么个问题,便说:“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拿我开的药方配药去,毛病会好的。”“刁博士到底是个有学问的人,虽然没有给我解释什么叫作‘干酪样病灶’,但他的话还是给了我鼓励,给了我信心。”杨秉辉回忆说。

“恰巧,那时国内刚引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治疗肺结核的药,叫做异烟肼,商品名叫雷米封现在这种药仍作为肺结核有效的治疗药在使用。因为这个药,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当时,我觉得医学好神奇,大家口中这么恐怖的要死人的病症,因为一颗小小的药丸就轻松治愈了,我对医学产生了崇敬之情。

1957年,杨秉辉高中快毕业了,考大学要先定志愿,他和父亲商量此事,“说很想学画画,但父亲担心学画除非以后成大名家,不然卖画不容易,如此将受制于人”。“最后我提出学医科吧,父亲套用了一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来表示赞成。”

1962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在中山医院做内科医生,总算基本上弄懂了这个‘干酪样病灶’。在门诊给人看病时,我总愿意多花几分钟时间,为病人多作些解释,也不忘记适时给病人以鼓励,不料颇受病人欢迎。”

杨秉辉还告诉记者:“在中山医院内科曾流传着一个调侃我的笑话,说我刚毕业便成了‘老医生’。”事情的原委是:杨秉辉被派去门诊工作时,内科主任唯恐这些年轻医生经验不足,处理病人或有疑难,就特地派了一位高年资的医生随诊在侧,以方便年轻医生随时请教。“有一天,资历比我高3年的刘厚钰医生和我们一起出门诊,刘医生见我诊台上待诊的病历卡过多,为减轻我的负担,取了几份过去由他自诊。没想到,有一位病人不愿意。大概是我长相显得有些‘老气’,而刘医生又生得特别‘后生’的缘故吧,那位病人指着我说:我就要这个老医生看。因此便有了这么个笑话。”杨秉辉说着自己也愉快地笑了。

为病人多花几分钟进行沟通和解释,从而导致诊台上的待诊病历卡多了起来,这大概是杨秉辉开始普及医学知识、和谐医患关系的萌芽状态吧。

农村广播站、工厂黑板报可以用来劝告民众接受肝癌检查

杨秉辉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他专注于肝癌的临床研究。接着,由于当时正处于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门诊,也什么可研究的,于是我们就到农村去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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