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模式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行为

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病毒（WHO命名为COVID-19）影响了全世界。我国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8日的解封，历时76天，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本文拟应用健康行为改变理论中的“健康信念模式”，来分析疫情防控中个体的健康行为采纳情况及其效果。

健康信念模式（the Health Belief Model，HBM），是1952年由三位社会心理学家Hochbaum、Rosenstock和Kegels提出的，是解释和预测健康行为的理论。该理论强调感知在决策中的重要性，而影响感知的因素有很多，是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解释健康相关行为的理论模式。同时，该理论认为：信念是人们采纳有利于健康行为的基础，人们如果具有与疾病、健康相关的信念，他们就会改变危险行为而采纳健康行为；人们在决定是否采纳某健康行为时，首先要对疾病的威胁进行判断，然后对预防疾病的价值、采纳健康行为对改善健康状况的期望和克服行动障碍的能力作出判断，最后才会作出是否采纳健康行为的决定。

在健康信念模式中，是否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否感知到疾病的威胁（包括“感知疾病的易感性”和“感知疾病的严重性”）；二是否感知到采纳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三是采纳健康行为的自我效能如何；四是有哪些提示因素；五是有哪些社会人口学因素（见图 1）。

依据健康信念模式，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影响着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性的认知，影响着个体对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采纳健康行为的障碍的感知，从而影响着个体对疾病威胁的感知，并在健康提示因素和判断自我效能的作用下决定着个体是否会采纳健康行为。

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目前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做好个人防护，最重要的健康行为包括：不要去人群聚集地（待在家里）；外出时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佩戴口罩）；用洗衣液或肥皂流水洗手（勤洗手）等。

（一）感知疾病的威胁

是否感知到疾病的威胁，是个体决定是否采纳健康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而感知疾病威胁有两个含义：一是感知疾病的易感性：即个体对自身患某种疾病或出现某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的主观判断；二是感知疾病的严重性：即个体对疾病引起的躯体、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的感知。

在中国疫情初期，由于民众没有感受到疾病的威胁，因此在1月20日之前，武汉市很少有人戴口罩，大规模人群聚集也时有发生。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病毒存在着明显的人传人，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武汉市随即每天对外公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后，大家立即感知到这种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威胁，开始自觉响应政府的封城号召、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这些健康行为切断了病毒的传播渠道，使得感染人数在达到拐点后迅速下降并最终控制住了病毒在中国的传播。

（二）感知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

影响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另一个因素是他能否感知到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其中，感知健康行为的益处是指个体对采纳健康行为后能带来的益处的主观判断，如果个体能认识到采纳健康行为的益处，或认为益处很多，则更有可能采纳该行为。而感知健康行为的障碍是指个体对采纳健康行为会面临的障碍的主观判断，包括该健康行为的复杂性、时间花费、经济负担等。如果感觉到采纳健康行为的障碍多，则会阻碍个体对健康行为的采纳。因此，个体对健康行为益处的感知越强，采纳健康行为的障碍越小，其采纳健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在我国疫情初期，通过媒体和社区干部的广泛宣传，大家逐渐意识到：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而切断传染源是最有效的办法，要想自己不被感染，就应该严格采取尽量待在家里不出门、需要外出时佩戴口罩、接触过其他物品后一定要洗手等健康行为，同时大家克服了封闭在家里的许多生活困难，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里也做到了不串门、不聚餐、不聚集娱乐。在个人的这些健康行为采纳后，我国迅速切断了传染渠道，疫情也很快到达拐点。

（三）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1977年提出的，随后被加入到健康信念模式中。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和判断，即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内、外因素而成功采纳健康行为，并取得期望结果。自我效能强调的是个人的自信心对产生健康行为的作用。人们只有相信他们的行为能够导致预期的结果，才愿意克服困难采取行动。因此，自我效能高的人，才更有可能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国人民展现了较强的自我效能。在各级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全国人民支持武汉、湖北的抗疫工作，几万名医务工作者齐聚武汉和湖北，一批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得到救治。武汉、湖北从最初的焦虑、紧张、情绪低落中走出来，他们相信：有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武汉一定能胜利，湖北一定能胜利。因此，大家自觉克服封城、隔离等给个人家庭生活带来的困难和不便，自觉采取佩戴口罩、勤洗手等健康行为，终于取得了防疫的最终胜利。

（四）提示因素

要感知疾病的威胁，进而采取健康行为，各种提示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健康信念模式中的提示因素指的是能诱发健康行为发生的因素，包括大众媒介的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医生建议采纳的健康行为、他人的劝告、家人或朋友患有此种疾病等都有可能作为提示因素诱发个体采纳健康行为。提示因素越多，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在我国防控疫情的过程中，这种提示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和地方媒体每天十多个小时的疫情滚动播报，既播报疫情防控信息，也播报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的各种健康知识；钟南山院士、张文宏等医生的建议在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广为传播；微信群里朋友间的信息传播和提醒劝告；武汉市、湖北省有些居民由于家人和朋友的患病，给自己带来的震撼和影响等，都是时时刻刻存在着的针对性很强的提示因素。在这些提示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大家对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健康威胁感知越来越深，对应该采取哪些健康行为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因此，规避人群聚集、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等健康行为也越来越被大家所自觉接受，从而形成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阻断病毒”、“闷死病毒”的效果。

（五）社会人口学因素

在健康信念模式中，影响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社会与人口学因素包括：一是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民族、人格特点、社会阶层等，即个人是否采纳健康行为要受到其年龄、性别、民族、人格特点及社会阶层的影响；二是同伴或家庭，即伴侣或家庭会影响其健康行为的采纳；三是个体所具有的疾病与健康知识，即具有卫生保健知识的人更容易采纳健康行为；四是文化与社会环境，如生死观、社会管理模式等影响人们的健康行为及其效果。

在我国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人口学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年轻人、文化水平高的人、城市地区居民，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关注度会更高，对疾病的威胁感知会更深，其采纳健康行为的自觉性会高一些，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家庭里如果有医学背景的家人或同伴，其个人采纳健康行为的自觉性和效果也会提高；个人掌握的疾病与健康知识越多，其采纳健康行为的自觉性和效果当然会更好。

健康信念模式，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这次新冠肺炎病毒传染病疫情控中的健康行为，也可以用来分析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如何增强民众的健康意识，自觉采纳健康行为。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对疾病和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由健康信念模式，个体是否采纳健康行为取决于他对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的感知、对采纳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的感知、对疾病威胁的感知、以及其拥有的疾病和健康知识。因此，在今后预防传染病、开展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应该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加强对疾病和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增强居民采纳健康行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加大对个体采纳健康行为时的社会支持力度。由健康信念模式，个体是否采纳健康行为还取决于他的自我效能和提示因素。自我效能的高低又受到个人经历（自己是否成功完成过某行为）、他人间接的经验、口头劝说和情感激发有关；而提示因素的强弱，尤其是医生的建议将对个体采纳健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需要加大个体在采纳健康行为时的社会支持力度，如鼓励个体积极采纳健康行为，帮助个体解决在采纳健康行为后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发挥名医在健康教育中的作用等，以达到提高个体自我效能的目的。

3．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展健康促进活动。由健康信念模式，个体是否采纳健康行为还受到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等因素，都会影响着他的健康行为及其效果。因此，我们在开展传染病预防、中国健康行动（2019～2030）时，要考虑到这些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注意制定差别化的健康教育方案、差异化的健康促进战略和措施，强化健康促进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达到促进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最终目标。

作者单位：温勇，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来源：《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