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作家变身东莞女工的生存与体验
“你不要觉得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了解她们的生活现状,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她们为数众多。我们是生活在她们当中的,她们,就是我们。”
▲2013年6月4日,丁燕回到当时打工住的宿舍。
已过不惑之年的丁燕,此前三十多年都生活在新疆,曾当过记者,后以自由写作为职业,接续自己从少女时代开始做的文学梦。她写诗、写散文,描绘午夜葡萄园、歌颂古尔班通荒漠。
2010年,因生活变动,丁燕迁居广东,先到深圳,后定居东莞。从西北到东南,巨大的环境差异,不仅体现在始终闷热潮湿的气候,清淡的饮食,更令丁燕印象深刻的,是每逢下班时间,从星罗棋布的工厂里走出的姑娘。她们那么年轻,数量那么庞大,乌泱乌泱,潮水一般。
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市辖的32个镇区共有约1000万人口,本地户籍人口只有180万,其余全是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女工占比高达 60%～70%。“这些工厂女孩,才是这里的主体人群,了解她们,才能理解这个城市,理解整个珠三角。”丁燕的创作欲望被激起,她决定探索她们的世界。
于是,丁燕走进了工厂,不是以体验生活的作家身份,而是扎扎实实地当起了女工。她先后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子厂做了将近一年的工人。由于年龄和技术所限,她做的都是最低级工作:剪塑料制品上的毛刺、贴Pass纸、套袋、焊锡、装液晶屏、打胶、检查产品外观、用轻型砂轮机打磨电子面板……
进厂之初,丁燕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厕所或工歇时,赶紧溜进厕所,飞速记录些许见闻及感想,晚上收工回家后成文。今夏,这些文章集结成书,丁燕的纪实文学《工厂女孩》由铁葫芦图书公司联合外文出版社出版。
日前,本报记者来到丁燕生活和打工的莞城、大朗、樟木头等东莞镇区,随丁燕走访工厂、宿舍、瓦房、菜场等属于工厂女孩们的生活现场,还原丁燕从作家到女工的特殊经历。
工厂,我来啦!
第一次走进工厂,丁燕仍然是以作家的身份。她请人帮忙联络,说要写作,要体验生活。终于,在厂方人员的陪同下,她进入了车间。
“我是个作家,想要写女工生活,咱们聊聊?”丁燕对流水线上的一个女孩说。
“哦。”女孩眼皮都没抬,飞速翻转正在缝盘的针织衫,手指紧追缝纫机的针脚移动。
“累不累?”
“嗯。”女孩顿了一下头。
“外地人?”
“是。”女孩也不说来自哪里。
“工资达到东莞最低薪金标准了吗?”
“……”女孩抬头,怀疑地瞅瞅她,又左右回头,看到了她身后的厂方人员,接着任凭丁燕怎么问,她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折腾了一天,除了参观了一下工厂环境,丁燕一无所获。
“不行!这样绝对不行!”晚上回家,丁燕“啪”地合上空荡荡的笔记本,“我要去打工!”
“你要去打工,就要认认真真地打。如果你只是想随便到里面干一下,走马观花,那你干脆就不要去。”丁燕把想法告诉丈夫,丈夫并没有劝阻,反而很支持,要她做好吃苦的准备。
丁燕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了。小区门外就是厂区,一个接一个,丁燕仔细看招工信息,终于找到40岁以上女性也可以做的工作。她到保卫室递上身份证,填表,和一大群年轻的姑娘一起,坐进一间厂房等待面试。
身穿职业套装的女主管出现了,用眼睛扫视黑压压的应聘者。
“你,”她伸手一指丁燕。
丁燕一激灵,以为被选中了。
“可以走了。我们不需要你。”
“为什么?”丁燕莫名其妙,“你连我的资料都没有看,怎么知道不需要我?”
“你戴眼镜。”主管面无表情,“我们的工作要眼睛特别好的,你根本干不了。”
丁燕无言以对。推着自行车走出工厂大门,刺目的阳光扑洒下来,丁燕的眼泪都快要喷涌出来了。眼镜,知识分子的标志,在工厂里却是绝不被容忍的缺陷。此后她换了隐形眼镜,穿上做饭时穿的旧衣服去应聘,仍然因为年龄,因为新疆的户籍,甚至因为对方看不顺眼,几次三番地遭到拒绝。即使珠三角近年来面临用工荒,工作也并没有那么好找。
“这也就是我,并不急于拿这份工资,被拒绝顶多觉得委屈。如果我是一个刚从乡下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到了马上就要用我的工资付房租甚至买饭吃的地步,却因为各种原因被拒绝了,真是难以想象那种绝望……”还没进工厂,她感同身受体会到了女孩们进城务工的艰辛。
终于,音像带盒厂向丁燕敞开了大门。主管给丁燕拿来工装,是别人穿过的,又破又旧,土灰色,还配有一顶软塌塌的帽子。丁燕抱着工装跟保安往工厂里走,边走边穿,迫不及待。
“我跟你说,我那时真是好兴奋啊!在心里大声喊着:工厂!我来啦!”丁燕跟记者回顾这一段时,语调不由自主地提高,“这是靠我的努力得到的工作,不是靠别人介绍的。否则,他们最多是让我在办公室做文员,到车间看看热闹,那样完全没有意义!”
于是,丁燕把自己像木楔子一样,砌入了工厂。
女工,随时准备离开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工厂的辛苦远超想象。在电子厂,丁燕给合格电子板贴pass纸。最初,手指碰到电子板边角时,会感觉锐痛。当疼痛不断叠加后,皮肤下的血肉变得黯淡,像葡萄一旦碰破皮,便会喷出汁血,干久了,指节僵硬粗糙,指甲盖破损残缺。
接着是套袋。把蓬松的气泡袋装入闪着浅色水波纹的防静电袋中,包裹住电子板。这并不难,但机械地重复成千上万次会让你坐立不安,甚至减缓疲劳的凳子都面目可憎起来。“当我坐下,凳子马上变成刑具。我的膝盖、肩膀和颈椎,像猛然被架上一副枷,咔嚓,上锁,整个身体僵硬不动,只有手指在飞舞。”
“真希望拉线停下来,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身旁的女孩说。丁燕知道,她累了,因为自己也累了。“我有多累,她们就有多累。而且她们的累要超过我,因为她们已经持续了一年两年三年在做这个工,还要继续做下去。”
“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年轻的姑娘,是这样生活的。如果你不走进工厂,坐到她们身边,和她们做一样的工,你根本不可能感觉到。” 记者面前的丁燕,淡妆,染成栗色的短发梳得很整齐,穿着精致的丝绸连衣裙,手脚都涂着酒红的指甲,典型的职业女性打扮,让人很难想象她穿着土灰色旧工装坐在拉线上的样子。
丁燕被辞退过,但她又去其他厂找工作,她说不能够败给自己。当有工友发现丁燕给自己买烤香肠加餐,极力制止她,建议她努力存钱不要乱花时,丁燕心花怒放,“这意味着我真的融入她们的生活,被她们当成其中一员了!”
为了更多地与女工交流,丁燕搬到了工厂提供的女工宿舍。6～10人一间,上下铺。闷热潮湿,祛暑只靠天花板上的三叶吊扇。临街,夜晚马路上大货车的鸣笛让丁燕彻夜难眠。
可正是因为住进了宿舍,丁燕才听到了女工赵兰花深夜的尖叫。了解到她和妈妈罗春花在一起打工,而作为“打工二代”,童年时代长期的留守生活让她和妈妈有深深的隔膜。妈妈对早年打工经历的唠叨和对现状的隐忍让赵兰花感到压抑,在睡梦中厉声尖叫。
赵兰花不需要像妈妈那样攒钱养家,她挣到钱就去逛超市、滑旱冰、看电影。她不顾妈妈反对交男朋友,最终彻底离开这个城市,没给妈妈留下任何找到她的线索。这并不是特例,当留守儿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成为和父辈一样的工人时,两代人之间亲情的缺失和矛盾才真正显露。
丁燕发现于玛丽下班后就直奔宿舍,不去食堂排队吃饭。原来她花两千元买了台二手电脑,在宿舍里拼命自学打字和制表。她不想继续当女工了,她想做文员,就必须要学会办公软件。
丁燕在宿舍里与申雨荷聊天时,得知她业余在上日语班。雨荷在日资厂工作,她注意到工人说普通话,中层干部说粤语,高管都说日语,语言成为她提升自己的武器。最后她辞工,北上黑龙江去念日语学校,从女工变成女生。“如果人生是一副扑克牌,我要给自己寻找一张底牌。要有技术有能力,才能在更大的职场上拼搏。”丁燕永远记得申雨荷临走时对她说的话。
丁燕同宿舍的王小红喜欢看韩寒的博客,走到哪里都带着菜刀,那是她曾经谋生的工具。每逢周末,她就去广州,和以前一起学厨的同学吃饭喝酒。小红开过饭馆,赔了8万,无力还债才来东莞打工,去广州找同学是为了筹钱东山再起。
“你不要看她们坐在那里,机械地、重复地、麻木地工作,就像是机器的副手,但她们的脑子在飞转,浑身的雷达都打开,搜寻着能够从工厂逃离的信息。”丁燕告诉记者,打工,是青年男女从乡村初入城市后,不得不进行的选择。但是和父辈不同,丁燕身边的工厂女孩多数没有挣钱养家的压力,所以没有人愿意一直不断地做下去,一旦有机会,她们随时准备离开。
了解她们,理解中国
很多人谈起80后、90后打工妹,总要说她们不踏实,指责她们不像上一代的60后、70后打工者那样“忍辱负重”。
丁燕说她讨厌透了“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你要我忍辱负重,就是把我处在一种比你更低的姿态,仿佛我是奴隶,是佣人。为什么我出来打工,就要把心态调整到忍辱负重的状态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自由、更平等一点呢?”她连珠炮地攻击这个词汇。
“现在有很多人,对年轻的打工者过于苛责。他们苛责的依据,就是认为,年轻的打工者没有上一代会忍辱负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年轻一代的打工者,尤其是像我接触的这些工厂里的女孩子们,让我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她们虽然没有进入高等学府,但是在生活的浪潮中,她们适度地调整,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来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时代也在发生改变,也在慢慢地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可能性。”
现实宛如孵蛋器,催生出玛丽、雨荷、小红这样的新女性;但它同时也像搅拌机,埋藏和粉碎了无数乡村女孩的梦想。事实上,离开工厂后,女工们的选择并不太多。一个工友给丁燕列了几条女工离厂后的出路:1、去商场卖货;2、到沐足城当技师;3、去酒店KTV陪酒;4、到桑拿城……也许还有当“二奶”,或为某个有钱人生孩子。
丁燕亲眼见到几个工厂女孩的蜕变,但根本做不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她们爱慕虚荣。“都市生活对于乡村的青年女子,吸引力是巨大的。她们通过上网、看电视,产生对城市的向往。对于没有太多技术和其他资本的女孩来说,进入工厂是她们进入都市生活的一个踏板和契机。”
但是在工厂工作并不是改变生活的灵丹妙药,回乡结婚生子还是乡村女孩的普遍归宿,城市并没有做好容纳她们的准备。“这种情况下,女孩们会想尽办法留下,也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你不要觉得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丁燕像是在警告记者,“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了解她们的生活现状,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她们为数众多。我们是生活在她们当中的,她们,就是我们。”
当看到有些媒体把女工也聊QQ、玩微信当成报道的标题,丁燕认为有些大惊小怪,“女工和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概念化,似乎她们都是愚昧的、闭塞的,根本不是这样!人家也是火热地在生活、追求,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地让生活变得更好。”
两百多天的打工生活迅疾而过,回味起来,丁燕觉得自己和工厂女孩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女孩们的离去,如同一列长啸的火车,在齿轮与铁轨摩擦出火花后,注定向前,势不可挡。但她记录下了她们的脚步,也通过这种记录认识了这个群体。丁燕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更多人认识她们,理解她们。 “我想在不同的人群中间,架起一道心灵的彩虹桥。”
现在,回归作家身份,丁燕与个别工厂女孩仍有联络。她告诉记者,申雨荷不久前通过QQ给她发来了学校宿舍的照片。“统一黄格子床单,非常整齐。她的笔记特别工整,学得非常刻苦。这个孩子以后绝对会有大出息!”言语间流露出的骄傲,就好像申雨荷是她自己的闺女。
近期还有另一本题材类似、名为《打工女孩》的纪实文学,出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张彤禾的手笔。她用美国中产阶级的视角,记录了10年前的东莞和个别来自于乡村的女工。中译本出版后,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等原因,受到追捧,成为不少国人认识东莞的窗口。并因其中一些讽刺挖苦的语气,引起了争议。当被问及自己作品与《打工女孩》之间的区别,丁燕一笑置之:“她是客人的视角,而我则是作为一个女儿,看待母亲身上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