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年味与时空幻象

人们涌向古镇去过年，在异乡窄窄的街巷游荡，仿若在寻找自己的童年与故乡。对于很多人而言，前者是回不去的时光，后者是回不去的地方。古镇恰好夹在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它看上去的不曾改变，安抚了这么多人群体性的挂念与忧伤。

大片黑色的土壤上插满青绿直挺的油菜杆，头顶着黄灿灿的油菜花。它们远远望去，就像太阳从山后弥散过来的金色阳光，凝固成了山前的一片油彩。我从没想过会在一月份看到这样放声歌唱的油菜花。与云南很多地方一样，和顺古镇将山前平地让与了耕种，居住的街巷就像八爪鱼一样顺着山坡慢慢往上爬。

远眺和顺古镇

多数街巷狭窄，客栈来接人的车只能停在山下，大家拖着行李箱，在石板路上空旷地回响。路不规则，一些并未修葺的泥路上污水流淌。路边的房屋也并无规范，有的高墙大瓦，有些因年代久远而熏成黑色的木屋已经破败倒塌。

四岁的女儿到了这样的地方极为自然，并没有问她在北京出门时会问的“我们要去哪儿呀？”北京冬天漫长，空气时常雾霾，孩子出门玩耍不易。空气不好时的所谓出门，就是由家里开车到另一个室内（通常是大型的商场）。街上的道路只是通向某个目的地的手段，车流和灰尘，让人避之不及。但孩子置身于古镇的道路中，行走本身成为了目的与玩乐，她爬上路边的台阶，再掂量着能不能顺利跳下，沿着山势往上跑上一段，又转身快速地冲下来。她忘了出门还有目的地，街巷已经构成了她的无需游乐设施的游乐场。

古镇所有的房子不能超过两层楼，即使是翻修新建的房屋，最多也只能建到两层共计七米六的高度。当地人也明了需保留古镇的独特之处，新建房屋有着修旧如旧的统一性：深灰色的斜顶瓦檐、榫卯结构的木头主体、四合院式的围合形状、堂屋里摆着祖宗画像与牌位，院落里一人多高的茶花或三角梅明艳艳地开着，更衬出当地特有的火山石深沉的质感与色泽。

放下行李，游客们一般先打量客栈，放松地舒口气。想一想，似乎所有古镇的住宿不叫宾馆，而叫客栈，有意回避着商业感。客栈与宾馆的不同，应该是客栈里倾注着主人家更多私人化的情感。接地气的院落、家庭式的餐厅、小巧的花园与敞亮的露台，让客人与主人之间，或是客人与客人之间，随随便便就能聊起家常。这几年喜欢到古镇过年的人愈发多了，有的一家三口，有的扶老携幼。以前住过的一家大理客栈的老板说，这两年过年时游客特别多，以至于半夜了还有人在找住处，找不着的只能睡车里，或者露宿街头。

我们为何将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日子，放置在这样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带着亲人，却并不一定要回到故乡？可是想想，说是不回到故乡，却又忍不住要找到古镇这样的地方，它们几百年来改变较少的模样，正是契合了我们中国人记忆中对共同的故乡的感受吧。年味的厚薄，似乎与距离主流文化的距离成了反比。过去认为交通不便的偏僻之所，地理位置反而护佑他们保留住了更多的乡风民俗。

游走在和顺和大理一条条长长的街巷，我不仅有些惶惑地想起：千里迢迢挂念的，竟不是自己的故乡。无论是婺源、歙县、平遥、大理、和顺，它们让我们确定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可是看到哪里又都似曾相识。逛着腾冲附近另一个没有开发的古镇绮罗时，看着村子里摇摇晃晃走过的耕牛，村头三个并排的参天云南樟，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些耕牛与樟树，该是离家人最为惦念的关于故乡的景象吧。虽然我的童年里没有耕种，没有和这儿一模一样的樟树，但是渔樵耕读的生活，成为了城市人的奢望。

绮罗古镇

住客栈特别容易结交朋友，我们和新认识的一家人漫无目的逛着街巷时，“60后”的男主人无意间说道：“其实，无论全国各地，我们很小的时候，家乡多多少少就是这个样子。”好像确实如此，大家逛着古镇，总是谈论起自己的童年和家乡，我们有的来自陕西，有的来自长江边，有的来自东海边，在西南边陲这样一个传统的小镇上，交换着各自的孩童记忆。

到了我们孩子这一代人，她们会如何谈论起自己的童年呢？当我读到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回忆生活过的地方，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教室那些拉毛粉饰墙，连同与眼睛齐平处的蓝色横纹，那蓝色横纹准确无误地贯穿全国，如同一条无穷的公分母线：在大堂、医院、工厂、监狱、集体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它的唯一地方，是农民的木屋”，心头一震。我们的孩子，在越来越统一化的城市中生活，那条看不见的蓝色横纹，是不是贯穿着她的一切生活呢？

布罗茨基说，“我总是羡慕19世纪那些人物，他们总能够回顾并辨别它们生命中、成长中的地标。某个事件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一个不同阶段的标记。”对于在集体一律式氛围中长大的布罗茨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童年这回事。这些归类——童年、成年、成熟——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怪异，而如果我在谈话中偶尔使用它们，我自己总是暗中把它们当成是借来的。”

诗人布罗茨基

童年需要自然风貌的滋养，需要盼望，需要在过年时节和一大堆孩子中了风魔一样相拥着进进出出，需要生活在和日后遇见的人群有差异的地方，需要成年后有好的故事给别人讲。如果童年缺乏个人化的隐秘而独特的标记，整个冬天伴随孩子的除了“朝阳大悦城”就是“蓝色港湾”这样的公共建筑和消费场所，该是多么可怜。城市看上去洋气时尚，却剥夺了孩子们放肆撒欢的场所。如果她们的人生大多是通过电视、书本而来的二手经验，有一天她回忆起童年，她的个人经验会是什么呢？如果沈从文在湘西的家乡与老舍在北平的故乡差不多；如果“伤痕文学”里阿城下放的云南与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看到的风景人情差不多，我们读到的文学该是多么荒芜。

这次出门前，我也曾征求公公婆婆的意见，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古镇。两个老人想了想，还是决定留在北京不出门，一心等着过年后回到出生时的海岛。出门的诱惑，比不得安心等待回家乡。就在年前，他们出生的四面环海的温州大门岛，与大陆建起了桥梁，据说是结束了四千年海陆相望的历史。年轻时，公公婆婆花了好大力气，将户口从农村办到城市。海岛风景迷人，可是在他们最需要谋生赚钱的日子里，风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公公婆婆对旅游兴趣一直不大，“看来看去，这些风景我们岛上都有”。这个深进东海入海口、四面环海的小岛，在到底是做化工基地还是旅游基地的命运中摇摇摆摆，一直没有开发。未曾想等到公婆年老，海岛的风景突然有了价值，城市人纷纷拥去看山看海看日出。公公婆婆又托人把户口办到老家农村，他们前半生逃离的地方，却成为后半生的回归之所。

绮罗古镇一角

他们那代人有着我们没有经历的过往，也有着我们不可理解的情感模式。男性是婚姻关系中强势的存在，女性投入地扮演着悲悲泣泣却又绝不逃离的弱者形象。你以为这种关系终究要崩裂，他们却比树干和树皮还要牢靠。时间久了，便惊觉他们之间不是没有深刻的爱，只是那一代中国人太习惯了苦大仇深的情感，他们更愿意把平淡长久的爱，命名为幽幽长长的怨。这或许就像他们故乡海岛上的风景，它永远在那里，年轻时带给公公婆婆的是无用，年老时却发现是珍贵的超越物质层面的贴心财富。

公公婆婆是幸运的，他们向城市生活告老还乡时，还有回得去的美丽故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故乡的改变过程中，个人几乎没有选择权。这种被排挤在外的尴尬，使得我们想起自己的家乡，态度多少有些轻谩。故乡所在的区域、故乡的行政阶层，成了很多人不愿示人的标签。这让我想起来奈保尔在《重返加勒比》中所记录的，急速社会转型期里在漩涡中的小人物，一群无法摆脱生活惯性的人生活在借来的文化中，永远无法抵达心安之处。

1960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已在英国定居的奈保尔，拿了一份奖学金，回到家乡特立尼达进行三个月的访问。他乘船从欧洲回到美洲，船上人们小心翼翼地区分着西印度人、黑人、欧非混血人。

奈保尔

奈保尔在书里对家乡的描述最为精彩，有种见血封喉般的犀利。“这里发生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关于成功的，而是关于失败的：出色的男人、优秀的学子，或英年早逝，或精神失常，或沦为酒鬼；前途无量的板球运动员因为与当权者意见相左，大好事业付诸东流。

也是在这里，人们常说的骂人话是‘自命不凡’，表达对任何拥有不同寻常技能之人的憎恶。在这个什么都不生产、永远不需要证明其价值、永远不要求效率的社会，那些技能无用武之地。于是这些人就被锉掉锐气，或者用特立尼达的说法，把他们‘熬干’。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宽容大度，那种英雄惜英雄的崇敬，那种品德我只从书中了解过，只在英国见到过。”

这种直刺人心的感受，我们每个离开家乡去外国或外省奋斗的人，似乎都曾体验过。在过去这三十多年里，人们读书、经商的目的，似乎就是逃离出生之地。于是当我们过年回家，亲朋好友相聚一堂时，人群里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人：在乡者和离家人。前者是悠闲安稳的代名词，却也有着“无用之人”的舆论判定；后者的生活给了前者很多想象，离家之人像局外人一样评判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却又彷徨于两种身份之间的游荡。

这样说来，古镇倒是很配离家之人。古镇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它既不是水泥森林，又不像乡村那样落后荒凉。它的格局大小适中，既没有气派得让人畏惧，又没有狭窄得令人窒息。它有耕田、有街市、有乡音、有庙堂，它既保障了生活的现实，又给信仰和祭祀留出地方。当我和孩子在这里闲逛，想象着它六百年来都大致是如此模样，便觉得有了与历史接触的一手经验。虽是闲逛，却让人回想。它又不似去到欧洲的古镇，那里你想起的不是家乡，而是童话书里描写的异乡。

这些涌向古镇的游客，花费不菲的全家人机票、攒够一年中不多的假期，不过是换来几天并不属于自己的简单生活。我走在朴素的街巷中，有那么几个瞬间又突然涌上淡淡的失落之请，觉得古镇不过如此，平淡似水。可是当我拿起手机，给孩子拍张照片发给武汉的父母时，自己又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从照片中重新审视女儿调皮放纵的表情和木屋石巷的背景。那房屋颜色不均的木头，地面上坑坑洼洼的起伏，街两边的房屋随着山势渐高仿佛幻化成两堵绵长的墙，把经过它的生灵紧紧相握。这有着时间伤痕的景致，是那样的协调而又美丽。照片中这个与我最亲的骨肉，也仿佛幻化成了小时候的自己，站在童年时光中、某个寻常街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