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成事的关键,在于超常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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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成事的关键,在于超常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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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个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一旦看准了,就能够坚持定见,不为种种浮议所动摇。

李瀚章在评价曾国藩时曾说:“其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动。”曾国藩这个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一旦看准了,就能够坚持定见,不为种种浮议所动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战略定力极强。

湘军历史上著名的安庆会战,便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战略定力。

安庆位于天京上游。对于太平军来说,保住安庆是保障天京安全的锁钥;对于湘军来说,夺取安庆则是进军天京的关键。

为此1859年,曾国藩精心设计了安庆会战的计划。他的目的,是通过围攻安庆这样一个必争之地,逼迫太平军以主力来救,从而迫使太平军在安庆与湘军进行决战,以此消灭太平军的主力,夺占安庆,为湘军顺江而下、攻占天京创造条件。为此太湖之战后,湘军立即长驱直入,将安庆的太平军团团围了起来,准备实施既定的会战计划。

然而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每一项压力都足以动摇其会战安庆的决策。这种压力,首先来自于当时的朝廷。

1860年,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随即出其不意,回师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江南于是全入太平军之手。江浙向来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和粮食供应地,因而清政府十分重视苏杭的得失,命令曾国藩放弃围攻安庆的计划,东下救援苏、常,并说“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为了促使曾国藩能够撤围东援,清政府还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的头衔,授给他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苏州、常州都属于两江总督的辖区,新任总督的曾国藩有守土之责,自然必须完成恢复苏常的任务。

朝命当前,安庆会战还要不要打,便成了是否坚持曾国藩原定计划的关键。曾国藩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安庆之围决不可撤。

他专门给朝廷上奏,力陈安庆不能分兵的理由。他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瓴而下,才可以成功,战争初期清军本来是准备控制江苏浙江的,然而几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丢掉了苏州、常州,这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目前这种局面,如果仍然先打苏州、常州,然后从东面进攻南京,必然要重蹈覆辙。所以绝对不应该分安庆之兵进军苏、常地区。即使要想救援江浙,也要先克安庆、芜湖,这样才能得到以上制下之势。

因此,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整个淮南的大局,将来即为进攻南京的张本,是整个胜利的基础,决不可撤。

针对朝廷对太平军的担心,他强调说,虽然目前太平军声势很大,但只要拿定主意,立稳脚跟,形势就会慢慢地发生转变。否则,只能欲速则不达,不但苏常拿不回来,连整个安徽地区也都会丢掉,现在的有利态势就彻底失去。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清政府终于不再坚持撤安庆之围的要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解决了朝廷的压力,曾国藩又面临了军事形势的挑战。

1860年底,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决定再用围魏救赵之计,南北两岸,夹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其中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所部进展极速,1861年初连下英山、蕲水,随即攻下黄州,直逼武汉城下。当时湖北清军兵力极为空虚,只有三千绿营兵,根本不能打仗。听说太平军来攻,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之一空,正在太湖作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要求曾国藩赶紧撤安庆之围,回师救援武汉。

胡林翼是湘军的二号人物,湖北又是湘军的后方基地,显然不可能置之不理。但一旦回师湖北,安庆会战计划就必然落空。曾国藩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做出了判断:太平军重心远在江浙,千里迢迢进入湖北的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也并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是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安庆一旦撤围,却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太平军进攻武汉,目标其实依然是在安庆。

因此无论武汉能否保住,总以太平军回来攻打安庆时湘军能不能坚持住,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如果安庆之围能坚持住,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湘军也早晚会收复,“是乾坤有转机也”;如果安庆之围坚持不住,即使是武汉没有什么闪失,太平军的声势也会大涨,“是乾坤无转机也”。因而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吾但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我只求就打破安庆这一关,此外所有的地方太平军你都拿去,我都不要了。

大局的转折点,就一两个月就可以决定了。他还给在安庆前线指挥攻城的曾国荃写信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乎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这一次安庆争夺的得失,关系到我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必须全力相拼。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曾国荃的湘军不惜一切,拼死不解安庆之围。正如曾国藩所料,陈玉成进攻武汉受阻,不得不直接回师救援安庆,来回折腾,反而给了湘军以最好的机会,最后太平军不但未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也在转战途中牺牲,部队全军覆没,安庆和整个安徽由此落入湘军之手。从此天京上游再也没有屏障,太平天国的命运也由此决定。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后来在反思太平天国的历史时,认为太平天国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安庆落到了湘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丢,沿着长江一直到天京的各个城池也相继陷落,天京也就再无法守住了。

在湘军之中,胡林翼的见识与品德都不在曾国藩之下,然而胡林翼的成就却不如曾国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胡林翼缺乏曾国藩这样的定见。用曾国藩的话说,胡林翼“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对于大家已经商定的方案,一遇到大的压力,就容易出现动摇,临时改变计划。安庆会战就是其例。

人生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领导者所遇到的挑战,往往要远远超出常人。一个人如果缺乏坚强的意志,往就会以环境为借口,随意地放弃应该达成的目标。曾国藩曾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浮议摇撼”,凡是你提出一个计划,开始一个行动,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来动摇你的决心。“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天下的事情只是人尽力去做而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自然会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如果刚刚受到挫折,或者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改变计划,那是成不了事的。

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既要有过人的见识,而在看明白以后还要有一种坚持,一种定力,一种意志,一种“倔强之气”。这样的战略定力,是优秀的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延伸阅读

真正聪明的人都是下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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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读了多少篇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凤。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僻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蹉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很多小动作。

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击打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

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

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指导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别人以巧似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这个事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作参考。

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的。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

2016-06-06 21:33:14更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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