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管理服务一般包括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干预等几个方面。健康教育是以传播、教育、干预为手段，以帮助个体和群体改变不健康行为和建立健康行为为目标，以促进健康为最终目的所进行的系列活动及过程。健康教育可以提高个体健康素养，是培养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基础，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健康管理都需要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健康管理的适宜工具，而健康管理则是实现健康教育效果评价的有效途径。健康教育可以传播新理念及健康管理服务， 能够提升没有医学常识的百姓对健康体检相关信息的认识，对建立完整的健康档案，提高服务质量，建立融洽的服务关系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健康评估的结果，普通人没有医学知识，很难理解，需要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帮助人们对涉及自身健康的事项做出明智的决策。目前，国内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被动的宣传教育，健康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卫生医疗体系。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类疾病防治办和防治所、保健所构成面向大众的宣传网络，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体检机构则构成面向个体进行健康教育的场所。然而，各类机构的健康宣传教育均是针对单一疾病、 单一系统，大众接受的是碎片化信息，缺乏面向人体机能统一整合的系统健康教育。健康体检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广大群众尤其是城市居民不再满足于病后诊疗，对于疾病的恐惧驱使部分有支付能力的单位和居民开始寻求医疗机构进行健康 体检，获取对于自身健康的了解，以便早期发现疾病并获得治疗。2003 年非典之后，健康体检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更多的医疗机构和社会资本开始投入健康体检行业，除了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外，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开始出现大型连锁健康体检机构。2010年后随着资本力量的介入，以互联网思维、资本运作等多维度整合的健康体检集团开始出现并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健康观念的改变，健康体检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关注和青睐，人们的健康消费需求已从单一的医疗治疗型向疾病预防型、保健型和健康投资型转变，健康体检市场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检机构已超过8000家，从各医疗机构所占市场份额来看， 公立医院占比达到70%以上、民营专业体检机构占比达到20%左右，网络健康服务平台占6.1%。健康体检在科学角度来看应定位于医疗服务， 但目前国内健康体检行业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专业学术的支撑。无论是公立医疗机构还是其他体检机构，大多并非从专业和学术角度为服务对象提供健康体检服务产品，产品的提供往往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意愿和费用支付能力。从需求侧来看，健康体检服务对象的需求应该是早期发现疾病的疾病筛查和对未来疾病发生发展的风险因素进行筛查两个重点。目前，健康体检行业更多采用的是新技术和新的医学诊断方法，在早期发现疾病方面投入巨大，甚至出现过度医疗，如PET-CT在健康体检行业的滥用; 但是， 在风险因素筛查方面却投入甚少，尤其是对于生活方式的调查因为没有相应的收费标准、受检者不重视等原因而被各体检机构放弃。这就造成在风险因素筛查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继而在疾病风险评估和预防等角度缺少进一步的干预依据，导致多年来健康体检客户仅仅拿到一份体检报告，而相应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干预却缺乏很好的落地措施。在国际上开展健康体检较为成熟的国家有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的健康体检在保险业、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共同参与、组织和设计下，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规范、覆盖范围较广的模式。其中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PPO) 、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 O) 、定点服务计划(Point of Service，POS) 等，为服务对象提供体检机构和健康服务人员，由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支付; 按照年龄、疾病病种等规定了相应的体检项目以及不应该提供的体检项目，在体检项目种类、数量、频次等方面有比较规范的指南。日本的健康体检同中国一样，主要分为团体体检和个人体检两大类别，但个人体检一般是由政府机构有关部门发出体检通知，安排个人到指定的医院或检诊中心进行体检，费用一般由企业和保险机构共同负担。检需求主要以单位体检为主，也就是以功能型社区 (functional community)的需求为主。以北京市某公立专业体检机构的数据分析为例，2017年的健康体检收入占比中，单位体检客户费用支出占89.89% ， 个人消费仅占10.1% ，在人数方面则仅占7.5% (人均消费超过单位体检客户约1.6倍) 。因此，在健康体检机构的服务对象中，功能型社区的人数和支付能力均处于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功能型社区的健康体检需求是支持北京市乃至全国健康体检行业的主导力量。功能型社区是一类由共同行为的人聚集、生产、 生活并产生社会活动的场所和社会单元，常见的包括单位、企业、学校、军队驻地、科技园区等。功能型社区多数为劳动力人口聚集的区域，在人员健康方面，由于多为青壮年，疾病患病率相对老龄人群低，但是在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高发且年轻化的趋势下，该人群的发病率也逐年增高; 超重与肥胖、 高尿酸血症、高心理压力、饮食和睡眠情况差等疾病风险因素普遍存在; 对于功能型社区管理层而言，关注社区人员健康是其重要职责之一，也愿意支付经费，这是近几年来健康体检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功能型社区有场地条件、有专门人员负责整体人群的健康医疗工作，并具备相应的行政管理架构和管理制度，有利于各种健康管理措施的实施和效果评价; 功能型社区的管理层也具有促进员工身心健康，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原始动力; 作为功能型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会组织，为功能型社区的健康管理提供了保障。地域型社区(geographical community) 在城市内，人口特征方面更多是以自然人群为基础，之间缺乏组织形式和管理约束。在老龄化的今天，城市的地域型社区的活动人口主要是非劳动力人口(儿童和老人) ; 而除了极少数有支付能力的个体、部分退休人员(由原所在单位支付健康体检费用) 、部分学龄前儿童(健康体检属于社区卫生服务) 以外，由个人支付的健康体检在地域型社区内的开展也接近空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健康体检已经越来越成为市民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重要健康需求。但目前健康体检机构多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缺少健康管理需要的生活方式问卷筛查等众多关键环节，健康体检业提供的服务产品缺乏学术内容， 整体服务水平有待科学化，因此，迫切需要在健康管理的整体框架内进行有效转型，在疾病筛查的基础 上，做好风险因素筛查等健康管理的重要基本工作。健康风险评估是健康管理的关键环节。它通过健康体检筛查出的风险因素，按照医学统计模型或者临床专科疾病评价标准，对群体和个体进行未来健康或疾病风险的判断，并以此对服务对象进行分层，进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健康风险评估作为分层和评价的枢纽，在整个健康管理服务流程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慢性疾病日益增多，促使人们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对于预知危险因素，规范生活方式，全方位了解身体健康数据，认清身体健康状态，对慢性病的风险进行预警，对不良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达到降低健康风险带来的经济负担而言，健康评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患者人数的上升以及人们对长 寿的期望，使健康评估在健康管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多数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和模型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方法和模型多基于国外人群的研究。由于种族及地域等的差异，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直接用于我国人群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因此，国内科研工作者应重点研发基于中国人群健康数据的风险预测模型。目前，国内疾病风险评估模型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及其他科研机构中多是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选择单个疾病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此外，体检数据、医保数据、死因数据、门诊信息的共享涉及不同部门，人群健康数据的收集和整合工作面临很大挑战，影响了人群整体健康风险评估的研究开发。20世纪50代初延续至今的美国弗莱明翰心脏病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是最经典的对心脏病进行长期临床跟踪的社区研究，为健康风险评估模式建立了雏形。目前该研究组与美国国家心脏病研究中心及波斯顿大学合作，成为三方联合研究机构，主要研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诱因、疾病风险评估模型及预防方法。研究的疾病风险评估模型包括: 房颤评估模型、心血管病评估模型、心衰评估模型、冠心病评估模型、糖尿病评估模型、高血压评估模型、脑卒中评估模型、间歇性跛行评估模型等。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美国对高血压、吸烟及高胆固醇血症的全国性治理。密西根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为工作场所与医疗保险服务商提供个人与群体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死亡率不再是其风险评估的惟一依据，他们以健康得分理念计算患病率，反映不同患病率的个人所需的医疗费用。另外，“WellSource”及 “StayWell”等商业健康风险评估商以健康得分为评估标准，强调满足顾客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壮大，成为了健康风险评估“商业化”的代表，占据了健康风险评估的主要市场。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健康保险的发展。健康保险筹资基础是精算。精算侧重于非寿险精算，是利用保险精算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定量解决健康保险(社保、商保) 运行中有关保险费厘定、责任准备金、 利源分析等问题。根据精算理论，科学地厘定各/多种疾病的保险费率。健康保险精算的实质是对单/多病种保险费进行确定，受发病风险程度、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限等因素影响; 其基本原则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而其基本原理是基于损失分布理论和风险理论。通常，在建立健康保险精算模型时，社保精算假设涉及发病风险、工资(收入) 增长率、起付线与封顶线、自付比例、利率、解约等因素; 而商保精算假设涉及发病风险、风险边际、信度分析、趋势估计等因素。但是，无论社保还是商保，其基本精算依据均为发病风险。目前，社保和商保均采用发病率作为发病风险估计，一般是通过对过去时段中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疾病的发病率进行统计分析，以此确定未来该地区该人群该疾病的发病风险。然而，发病率是一个群体平均指标，代表着人群的平均发病水平，不能刻画个体的发病风险。例如，同地区、同性别、同年龄的不同个体，危险因素(血脂异常、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精神压力、营养不良、缺乏体力活动和过量饮酒)暴露的数目和程度可能差别巨大，因此其发病风险往往也存在巨大差异，必须考虑个体发病风险的不同。这不仅使健康保险精算更加精准，而且涉及到从总保险金中提取多大比例用于事前健康管理可获得最佳收益等关键性问题。健康干预是健康管理的实施落地环节。所有的健康筛查、健康风险评估均是对服务对象的信息进行获取、分析、分层和做干预前准备的过程; 而健康干预是主动地对服务对象实施干预策略、维护健康的过程，也是目前健康管理落地最重要的服务单元。对于健康管理供给侧而言，在获取服 务对象信息并进行风险评估后，可根据获得的健康人(群) 、高风险人( 群) 、患病人(群) 的信息和数据，开展分层健康干预，从健康管理需求侧的需求出发提供健康干预的适宜产品和实施路径。健康干预服务对象包含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在现阶段，不可忽视的是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起 因多数为生活方式不良，通过健康教育、健康干预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将为人的一生健康打下基础，因此青少年和劳动力人群应该是健康管理关注的重点。青少年和劳动力人群，首先在身体机能方面可以满足非医疗干预的各种技术，如运动干预; 其次，由于青少年和劳动力人群在社会层面有学校、 企业、工会、社团等组织和管理架构，在操作层面具备可及性; 再次，青少年和劳动力人群对健康知识的接受能力强，对于供给侧提供的移动互联产品、可穿戴技术产品等可以有效掌握使用，因此有利于实行健康干预的各种措施; 最后，该人群对于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要高于老龄人群。老龄化人口的重点需求在于医疗层面，当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在老龄之前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可及的健康管理服务后，老龄人口的健康问题将可以得到缓解。在维护身心健康的需求下，开发健康管理适宜技术是健康管理行业所 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从目前国际和国内可操作技术层面来看，健康干预的适宜技术可简单划分为非医疗干预技术和临床诊疗技术，其中前者是健康管理行业需要研究和实施的重点。在非医疗干预手段中， 运动和营养干预技术是核心环节，尤其当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多发是主要的健康问题，“管住嘴、迈动腿”的非医疗干预模式可以解决绝大多数健康问题。WHO 将体力活动不足视为 21 世纪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将“运动是良医(exercise is medicine，EIM) ”作为一项解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健康促进行动正式提出，2012年EIM 在中国正式启动，目前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响应和推广。2017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发布的《“健康北京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 “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并明确了具体目标。运动对于健康促进和疾病管理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在运动干预落地技术层面，相关学术机构和应用机构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并在具体应用层面做了推广。笔者所在单位已在大致 300 人的功能社区中实施了以运动营养为主要干预手段的健康管理落地工作，成果将在今年年底向社会公布。运动作为健康管理的最重要的落地手段，具备有效、可及、可操作性强、依从性可提高等重要特点，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和劳动力人口，运动干预可以作为最普适的健康干预手段进行推广。营养干预的难点在于生活中干预数据或信息的采集。由于饮食习惯，国人很少采取分餐制，营养干预服务对象也很难接受每日上传营养数据的原始方式; 而现阶段也无法如同运动数据的采集那样使用可穿戴设备来采集营养数据，因此营养干预信息采集的“最后一公里” 将是健康管理行业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四维医学模式已经将身体、心理的健康均纳入健康范畴。1990年，WHO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 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心理健康的干预实践目前在国内的大学生群体和空巢老人群体中开展较多。作为健康管理的重要手段，心理干预与健康管理的融合还不是很普遍。尤其当患者出现心理问题，需要进入心理干预专业诊疗流程时，心理干预与健康管理的界限并不清楚。此外，目前很多心理问题与社会压力、应激反应、突发事件有关，由此导致的心理问题并非健康管理能够解决。可见，虽然心理干预是健康管理的重要适宜技术，但是在实践中并未形成好的解决方案，需要从事健康管理的学术机构和实施机构共同进行研 究。睡眠干预与心理干预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治未病的概念与健康管理的概念高度吻合。中医很多实用技术如穴位按压，可以与运动健康干预中的拉伸同样定位于人体的筋膜系统; 中医的“药食同源”理念是对营养健康干预理念的扩充和延伸; 中医手法中的推拿按摩在疾病康复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中医的体质辨识可以在健康风险评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医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健康管理适宜技术，将在未来健康管理学科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我国健康管理学在未来超越西方健康管理学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医治未病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沿袭中医一对一指导、缺乏大样本循证医学证据、相关技术不确定等具体问题，无法大规模推广。这也是由中医学与现代循证医学很难融合所决定的。但是，健康管理需要个性化和精准服务，在个性化方面，中医理论有着重要的学术支撑，因此未来中医养生和中医治未病在精准健康管理方面将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健康干预的实用技术是可及的，在目前健康管理界包括医疗机构、非医疗机构都具备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实施能力。但是健康管理是一种主动预防式服务，其与临床诊疗相比， 并非客户的刚性需求，这在健康体检行业已得到验证。临床诊疗服务的对象是“患者”，健康管理的服务对象是“客户”。因此，健康管理服务流程与临床诊疗服务流程相比，应该纳入更多的内涵和服务形式，这也对健康管理服务供给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即在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同时，还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其他需求如社会和心理需求; 而服务对象也对健康管理服务内容享有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健康管理实施路径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健康管理服务的效果，也对健康管理服务供给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管理、健康干预实施路径取决于被服务对象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由服务对象自发产生，也可以由服务供给侧创造产生。例如，不喜好运动的人原本没有运动健康干预的需求，但当她(他) 处于运动习惯正向激励的环境中，则可以被激发出成就需求、社交需求等，从而有意或无意识地进入运动健康干预群体中，通过接受科学而又规范的运动干预获得健康收益。此外，健康干预实施路径的选择也取决于服务对象的社会特征、年龄状况、群体状况等多种因素。针对地域型社区的老龄人口群体，健康管理的适宜路径应基于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家庭状况、经济条 件、社区基本状况等进行设计，同时还需要对该地区的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等多个维度进行调查，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健康干预适宜技术; 在服务人员的整合方面，则需要侧重医疗技术服务人员，非医疗手段干预技术服务人员的配置可能会相对减少。而对于以年轻人为主要群体的功能型社区，则可能需要配置更多非医疗干预人员，多采用新技术、可穿戴设备等，以娱乐为导向，将健康干预实用技术整合到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以年轻人关注的体脂率、身材塑形、团队合作等作为具体指标， 以团队建设、工会活动等组织形式将健康管理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和健康素养中，将会起到明显效果。健康干预实施过程中，医疗指标的监测、风险防范、质量控制、效果评价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健康管理非医疗干预手段的实施，应与健康体检、医学监测等医疗行为密切结合，尤其在对慢性病患者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医疗手段的参与则更为重要。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家大力推动 “互联网 + ”的医疗模式，健康医疗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将出现有序整合，个体碎片化的健康医疗数据将被整合为人体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库，健康管理服务也必将出现创新性变化。随着健康医疗数据的高度集中，健康保险将会主动参与到健康医疗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中，设立新型保险项目，通过主动促进人群健康管理来提高保险收益。人群健康管理服务的模式将被重塑，健康管理将以健康医疗大数据为指导，由健康保险来推动和促进，健康保险驱动 的预防式健康管理将成为主流模式。由于大数据背景下个体采集的信息量巨大，风险评估时需要考虑多种风险指标，如相对风险、绝对风险、终身风险、竞争风险等。单一使用某种风险指标进行个体健康风险预测具有局限性，而风险指标组合应用更具有健康管理学意义。根据疾病预测模型构建的基本原理和技术要求，国内专家团队开发了一套建立疾病风险预测模型的技术规程，具体包含研究设计、研究问题与数据查验、危险因素的编码、模型指定、模型估计、模 型表现、模型验证和模型展示 8 个方面。依据上述方法，构建了健康管理人群的多种疾病预测模型。这些评估模型将能够利用数据库中海量信息自我更新学习，不断完善，为人群健康风险评估服务。依托于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未来的健康评估可以实现评估结果可视化展示，通俗易懂地显示个体健康风险状况，而且评估结果随着数据库内信息量的不断增加，会越来越准确，可以有效指导后续的健康干预。这些展示还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手机、网络、智能设备等多渠道访问，方便服务人群快捷地查询查看。健康干预适宜技术还在不断发展，未来健康干预的模式主要是运动、营养和心理干预相结合的综合健康干预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配合餐饮业的配送制也许是获取营养干预数据的重要路径。同时，运动和营养可以有效地整合，当服务对象通过运动干预获益后，营养干预方案的推送和实施将变得极为有效，接受干预服务的对象在短时间内即可接受营养师的建议，改善自己的饮食嗜好和习惯，而仅仅通过单独的营养干预很难做到这一点。WHO将健康促进定义为 “是促使人们维护和提高自身健康的全过程，是协调人类与环境的战略，它规定了个人与社会对健康各自所负的责任”。健康促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层面，主要由国家和政府主导，进行总体顶层设计与策划，调动、协调各方资源，全面推进; 二是 个人层面，主要有卫生体系开展的被动医疗教育和个人的主动健康操作。健康促进伴随着健康教育的发展而发展。当通过健康教育维护公众健康收效甚微时，健康促进活动则开始展开。随着“健康城市”“健康促进学校” “健康场所”等行动陆续发起，“健康中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促进已不再是卫生体系单独主导， 而是由政府主导开展系列工作。健康促进的发展为健康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健康促进的主体多为政府部门，公益性强，容易被社会和个人接受，这为健康管理提供了基础。健康促进也为健康管理准备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这种环境是健康管理快速发展的土壤。健康促进还为健康管理发展提供政策与环境支持，一些健康促进行动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各部门逐步将健康促进融入各自的工作规划与政策中，客观上形成了支持健康管理发展的大环境。健康体检指标选择后，面临的是健康体检及后续服务费用的支付问题。由于缺乏健康管理服务收费标准，健康管理服务的推广应用受到限制。而健康保险则需要应用健康管理服务降低诊疗风险，健康保险将成为驱动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保险性质，健康保险可以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实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推行。社会医疗保险的资金一般都是来自专项保险费收入，与就业和收入相关联，保障人群多是从部分产业工人开始，逐步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与商业保险不同，社会医疗保险都是通过法律强制实施，而非个人或者保险人的自由选择。商业健康保险是在被保险人自愿基础上，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追求商业利益是其经营的重要目标。我国目前的商业健康保险大概可划分为4类，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业务规模和覆盖人群少，基础数据缺乏，专业化程度不高， 专业人才缺乏，保险产品开发速度低。健康保险仅作为一种附带险种推销，没有独立的健康保险销售团队，虽然与医疗机构有一些突破性的合作，对整个健康保险市场来说，尚未建立规模化的经营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健康观念的不断强化，社会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显著提高，用以弥补社会医疗保险的不足，扩大保障范围，满足民众不同层次的需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逐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健康保险制度。随着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人群越来越多，国内健康保险市场将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竞争。在商业健康保险经营过程中，对医疗风险、患病风险的管控是关系到保险公司经营成败的关键问题。未来，专业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将运用健康管理服务与技术， 加大对医疗风险与患病风险的管理，使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支出更合理，从而提高健康险业务的整体经营效益。随着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合作程度的深入，必将利用健康管理技术与手段，开展更多的风险管控措施，推出保障内容更丰富的健康险产品。商业健康保险中应用健康管理，可以体现在通过健康指导和诊疗干预来提供健康服务与控制诊疗风险。健康指导类主要以预防医学为重要技术，通过降低疾病的发生率降低赔付风险，主要包括健康咨询和健康维护两个方面，而健康维护的重点是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和健康干预活动。随着预防医学、 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快速发展，健康管理成为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采用的重要风险控制手段，而商业健康保险将是健康风险评估、人群干预指导、疾病管理的主要促进力量。近年来，在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和指导下，各省市均积极推进健康医疗信息互联互通，建设全人群全生命历程健康医疗大数据。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将有更多机会与医疗卫生系统开展深度合作，深入挖掘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通过精算创新设立丰富的健康保险，依靠健康管理服务应用，降低受保人的发病概率或延缓受保人的发病时间，从而产生效益。对于普通大众，通过加入健康保险，既享受了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的服务，同时也享受了疾病健康险的疾病保障服务。因此，由商业健康保险驱动的健康管 理服务模式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杨金侠摘自张静波等《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19年第57卷第8期
国家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简称项目监管中心）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其前身为卫生部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成立于1983年，是我国政府为促进卫生领域与世界银行合作而设立的卫生贷款项目管理机构，是中国卫生领域最早实施外资项目管理的单位。后历经机构改革，先后更名为“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 “卫生部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和“国家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目前主要职责包括：内外资卫生健康项目资金监管和预算绩效评价、国际卫生健康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管理、指导地方加强监管和预算绩效评价能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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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4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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